横行世界四十年，艾滋病为何没能在中国兴风作浪？

12月1日是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也是艾滋病被发现40周年。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有3770万人，全年约有150万新发艾滋病感染者，约68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 2018年11月30日，重庆涪陵区疾控中心进行“防艾”知识宣传。图｜中新社 面临着40年间全球艾滋病感染人数快速增长的严峻挑战，尽管中国艾滋病感染病例也有较大增长，但整体一直处于低流行水平。 面对艾滋病的蔓延，中国是怎么阻击的？ 文丨田硕 瞭望智库观察员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 病毒，进入中国 在世界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发现之后4年，1985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接诊了我国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一名来华旅行的34岁美籍阿根廷男性，由于严重肺部感染送医，住院3天后因并发症身亡。 对此，我国立即做出反应，并于次年1月3日发布了《关于加强艾滋病疫情管理的通知》，首次将艾滋病列入乙类传染病报告管理的范围；11月24日，发布《关于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检查的通知》，对每年新来华的外国留学生及学者进行艾滋病筛查（如拒不接受检测，则中断其在华的学习或研究）；1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有关传染病人出入境要接受国境卫生检疫。 【注：其他比较重要的文件还有1987年制定的《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进口血液制品管理的通知》《关于调查VIII因子、IX因子制剂进口及使用情况的通知》《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1988-1991）》以及1988年下发的《关于进口人血丙种球蛋白处理意见的通知》与《关于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等。】 1988年，我国本土居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案例——浙江4名血友病患者因使用进口血液制品而被感染。 实际上，1985年8月26日，卫生部就发布了《关于禁止进口VIII因子制剂等血液制品的通告》，明确要加强对国外血液制品的管理，防止艾滋病传入我国。 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问题血液还是进入了国门，并从沿海地区走向了各地。 2 吸毒、卖血？严格管控！ 80、90年代，我国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是注射吸毒和采血-用血感染。 共用针具的吸毒者成为高危人群。图｜IC photo *注射吸毒 由于背靠金三角，国际贩毒集团对云南的毒品渗透愈演愈烈，导致边境吸毒者，尤其是注射吸毒者的人数剧增。于是，共用针具的吸毒者成了高危人群。 1989年，在云南瑞丽边境地区的一项对吸毒者的丙肝筛查中，发现了146名HIV感染者，占总样本五分之二。此前，全国仅有22例HIV阳性患者，这项调查第一次呈现了中国吸毒人群中的HIV感染流行。 1990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云南大理对当地吸毒贩毒的人群进行HIV筛查，在被调查的村子里共发现了百余例感染者，80%的村民HIV检测都呈阳性。 对此，我国采取了多种措施。 198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列入乙类传染病，并规定对艾滋病病人予以隔离治疗。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1990-1992）》明确禁止艾滋歧视； 卫生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艾滋病监测和血清学检测的通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打击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同年，卫生部决定把1986年组建的预防艾滋病工作组更名为预防艾滋病委员会，并同时设立预防艾滋病专家委员会。 1991年1月，卫生部下发《关于在医院、血站和性病防治机构开展艾滋病抗体检测工作的通知》，在全国开展艾滋病筛查工作。 1993年，卫生部成立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在1992-1994年间，卫生部颁布了《消毒管理办法》《血站基本标准》《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办法》及《关于禁止生产和临床使用未经病毒去除或灭活的凝血因子类血制品的通知》。 经过大力整治，云南经注射吸毒传播艾滋病的比例逐年下降。 【注：2004年1月，云南省卫生厅颁布《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同年2月20日，云南省政府又下发了“六项工程”，即净化社会环境工程、全民宣传教育工程、安全套推广使用工程、美沙酮维持治疗和清洁针具交换工程、预防监测与科研工程，扭转了由卫生部门独家承担防治责任的被动局面。 2005年，云南省委负责人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写信反映了云南的情况，随后，卫生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对所有监管场所的人员展开HIV筛查。艾滋病防治范围已延伸至监狱、劳教场所以及拘留所等监管场所。】 *采血-用血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内出现了用血紧张的情况。为了缓解，我国准备发展血液制品行业。河南人口众多，成为了艾滋病扩散的重灾区（如最早被媒体公开艾滋病疫情的村庄，也是疫情暴发最早、最重的村庄：文楼村）。由于背后的巨额利益驱动，非法血站猛增。一些“血头”、“血霸”以及血液制品企业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点，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造成艾滋病病毒在有偿献血人群中传播。 造成艾滋病传播的罪魁祸首，就是危险的“单采”。 【注：“全采”是将血液从人体内一次性输出，只要针头干净就没有危险。“单采”是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层，只要血浆，把红细胞回输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问题就出在回输红细胞这个环节。因为离心机转速非常快，经常会出现血袋被甩破沾到他人血液，导致卖血者暴露于风险下。】 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血站；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 1996年，国务院发布《血液制品管理条例》；次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卫生部于1998年颁布了《血站管理办法（暂行）》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从严保障血液、血液制品安全。 无偿献血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使得用血安全从法律层面上得到了保障，基本上杜绝了艾滋病经采供血传播的途径。 3 中国都做了什么？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为艾滋病防治专门立法的国家。防治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艾滋病流行情况紧密相连。 利用政策来指导防治已成为最重要的环节。除了根据具体感染途径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外，我国还从全局出发制定各种规划和政策。 2018年12月2日，产妇在广州一家医院通过“母婴阻断”技术剖腹产后被推出手术室。图｜视觉中国 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对母婴艾滋病防治做出了相应规定。 2001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防治艾滋病五年规划，即《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严厉打击非法采集、收购和销售手工采集原料血浆的行为，充分肯定了艾滋病知识宣传、安全套推广、清洁针具交换等行为干预措施对艾滋病防治产生的积极作用。 2004年在我国艾滋病防治中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推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开始全面落实，这一政策的颁布标志着免费抗病毒治疗政策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对我国艾滋病防治相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组建成立。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取消了艾滋病强制检测规定与强制隔离规定，以法律形式保障了艾滋病防治的落实； 卫生部出台《艾滋病及常见机会性感染免、减费药物治疗管理办法（试行）》和《艾滋病免费自愿咨询检测管理办法（试行）》。 【注：“四免”指对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的艾滋病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为实施免费自愿咨询检测；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免费提供母婴阻断药物；对艾滋病病人的孤儿免收上学费用。“一关怀”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并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患者参加生产活动。】 为防控艾滋病，我国还大力开展国际合作。 1996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北京设立驻华办公室。2003年，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进入中国，为我国提供了大量艾滋病防治经费，培育了一批从事艾滋病防治的非政府组织，带来了先进的艾滋病防治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艾滋病防治方针政策的改革。 在从全国到各地相关机构、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在艾滋病防控领域成果显著： 其一，我国艾滋病输血传播基本阻断，经输血及使用血液制品传播病例接近零报告。 其二，经注射吸毒传播得到有效控制。2017年报告经注射吸毒感染者较2012年下降44.5%，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在治人员艾滋病新发感染率从2012年的0.2%下降到2017年的0.03%。 其三，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全面实施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全覆盖，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从2012年的7.1%下降至2017年的4.9%，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4 新问题：流动人口、性开放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艾滋病进一步扩散。 2021年11月30日，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禁毒大队辅警向群众宣传艾滋病防治与禁毒知识。图｜澎湃影像 已检测出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流动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至2000年，浙江省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流动人口占77.18%，上海占65.94%，北京占52.4%。1995-1999年，山西省发现的流动人口艾滋病毒感染者占到了感染者总数的66.7%。 造成流动人口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原因在于：处于性活跃期的大部分流动人口，缺乏对艾滋病的了解和防范意识。 2006年数据显示，64.5%的人与固定性伴侣发生性关系时从不使用安全套，与非固定性伴侣发生性关系时只有14.1%的人每次都使用安全套，而流动人口嫖娼时的安全套使用率也仅为34%。 并且，大多数人不知道可以在疾控中心做免费HIV检测。另外，由于担心被歧视，即便怀疑自己可能感染，他们也不愿意去检测。 2010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性传播已经成为了HIV传播的主要途径，我国新诊断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95%以上通过性途径感染，其中异性性传播大约占70%。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性传播增长速度异常迅猛，现占比已达到了25%。国家监测数据显示，男性同性性行为者每100人中约有8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男男性接触感染占到今年河北省报告病例总数的64.5%。北京市发布的《2015年度卫生与人群健康报告》显示，新增人数中通过男男同性传播的比例达到了82.23%。 由此可见，男性之间的性传播成了新增艾滋病传播的重灾区。 新发现HIV/AIDS的传播途径构成。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从2007年开始，艾滋病防治工作体现为综合性、普及性、科学性以及合法化的特点。 艾滋病防治综合措施包括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加强免费艾滋病检测、推广安全套、清洁针具交换项目、美沙酮替代疗法、自愿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以及强制隔离戒毒等多项工作。特别是在2006年，国务院制定了《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将推广安全套、对吸毒者的药物替代疗法等行为干预措施合法化，国家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方法、策略、领导防治工作的各个部门的责任等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包括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政府的责任、全社会参与、多部门合作等，极大地推动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外，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的基础上，我国又制定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将艾滋病防治措施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201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提出扩大宣传教育、监测检测、抗病毒治疗等“五扩大，六加强”的防治措施。目前，我国正执行2017年颁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这一系列文件阐明了我国艾滋病防治不同阶段的方针、原则、目标和措施，是持续推动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深入发展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反映了我国艾滋病防治政策与策略逐步完善的过程。 5 年龄分布：“两头翘” 在近几年来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人群中，出现了“两头翘”的趋势。 *20-30岁人群 新报告感染者当中以青壮年为主，尤其是20-30岁性活跃的年龄，这一部分人处于性需求最高、性活跃度最高的生理阶段；从性别上看，男女（感染）的比例大概接近4:1。他们对性的态度更加开放，但缺乏对性知识、保护措施的了解。 2016新发现病例年龄与传播途径分布。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 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止到2017年6月底，本市接到报告的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累计1244例，男生占98.48%；传播途径以男男同性传播为主，比例为86.70%。 *60岁以上人群 吴尊友表示，老年感染者的上升幅度远远超过了老年人口的上升幅度。 2005-2012年我国老年艾滋病患者数量与比例变化 近年来，中国的老年人群，特别是60岁以上的男性人群感染的病例报告数，从2010年的4751例上升到2019年的28700例，增加了500%。2019年新诊断报告60岁及以上艾滋病感染者总人数则达到了3.7万例，占当年新报告所有感染者的25%。老龄男性艾滋感染者数量占了当年新报告老年人感染人数的77%。 以上海为例，2019年，60岁及以上老年感染者为224例，比2018年同期上升30.2%，其中男性占84.3%，78%为异性性传播。 疾控中心专家分析，老年男性人群感染艾滋病，主要是通过婚外异性性接触，也有一部分因男男同性性行为引起；而老年女性人群感染，主要是通过婚内性行为引起。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老年男性因为空巢、丧偶等原因，通过性交易来满足需求。无论哪种形式，老年群体的安全套使用率均不到10%；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是年轻人的3倍。老年人艾滋病患者中因艾滋病发病死亡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2005-2012年我国老年艾滋病患者感染途径比例变化 三十几年来，我国立法和相关防控政策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当然，中国在艾滋病防治方面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堵住艾滋病传播新途径，如何管理治疗已感染人群，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宣传、研究和治疗方面的综合联动，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提高相关知识水平和防护意识。 参考文献 1. WANG Xiaodong, MoreHIV infections found among elderly, CHINA DAILY, 2020/12/02 2. Jiannan Xing, Yin-ge Li, et al. HIV/AIDS Epidemic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During 2005–2012: Results From Trend and Spatial Analysi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Vol. 59, Issue 2, 2014. 3. Hong Shang and Linqi Zhang, MSM and HIV-1 infection in China，National Science Review, Vol. 2, Issue 4,2015. 4. Elizabeth Pisani, Nanci Zhang, ‘AIDS Comes to China’, in HIV/AIDS in China, ed. by Zunyou Wu,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and Springer, Singapore, 2017 5. 温才妃，《徐英含：道路是走出来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中国科学报 6. 福建省首例艾滋病防治小组，《我国诊断的首例艾滋病》，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7. 李莎，《我国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发生重大变化，防艾难度加大》，河北新闻网 8. 张亚利、 闫小青，《河南艾滋病村：希望被历史记住对得起先人子孙》，搜狐网 9. 央视网，《骇人的"血浆经济"——走访河南“艾滋病村”》 10. 王秉阳、林苗苗、鲍晓菁，《我国报告存活感染者95.8万 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新华网 11. 田晓航，《国家卫健委：我国艾滋病全人群感染率约万分之九》，新华网 12. 陈祥生，《我国历年艾滋病性病疫情分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 13. 倪燕萍、张新生，《艾滋病在我国感染、发病及流行趋势》，西南国防医药 14. 马寅虎、吴尊友，《中国的禁毒运动与控制艾滋病经注射毒品流行》，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 15. 刘兆炜、马骁、熊婉梅，《农村流动人口与HIV/AIDS传播的关系》，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16. 周建波，张秀军，孙业桓，《中国流动人口性病／艾滋病的流行现状及预防控制》，疾病与预防控制 17. 悦奔一生医学部，《HIV如何感染了上百万中国人》，悦奔一生01 18. 邹杨，《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成效显著基本阻断输血传播》，央视网 19. 马晓华，《中国已能药物控制艾滋病传染，问题是每年有30%感染者没被发现》，第一财经 20. 高悦，《艾滋病命名30年 艾滋病传播的中国路径》，中国医院院长 2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20年预防艾滋病最新核心信息》 2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年11月23日例行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2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18年第3季度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 2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七成艾滋病感染缘于男男性行为》 25.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去年新增艾滋病3333例 超8成为男男传播》 26. 张尼，《世界艾滋病日关注：国内感染者中呈现这些变化！》，中国新闻网 27. 柴悦颖，《为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杭州日报 28. 王秉阳、鲍晓菁、林苗苗，《中国疾控中心：新报告老年人艾滋病感染者增长明显》，新华网 29. 世卫组织，《老年人是中国艾滋感染者年增长率最高群体》 30.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直面不平等——2021艾滋病防治全球进展报告》 31. 孟金梅，《我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发展分析》，汕头大学学报 32. 张春瑜、成刚、孟庆跃，《我国艾滋病政策评述》，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33. 郑灵巧、陈清峰、沈洁，《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与策略发展历程回溯》，中国艾滋病性病 34. 马英鹏、于冬艺、辜嵘、吕柯，《2010-2015年我国艾滋病防治经费投入状况分析》，中国艾滋病性病 35. 吴尊友，《中国特色的艾滋病防治策略》，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原标题：《横行世界四十年，为何在中国没能兴风作浪？》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