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嫖娼的人被公示，是依法警示还是侵犯人权？

  近日，贵州省凯里市警方公示了一批违法人员，这些人多数因卖淫嫖娼或赌博而被抓获。警方表示，曝光他们的“事迹”是为了警示教育更多的人员。   事实上，警方曝光卖淫嫖娼人员信息已经不是首次了。2010年7月，武汉警方也曾实名曝光抓捕的卖淫嫖娼人员及年龄，当时同样引发了社会的巨大争议。   1   别看凯里警方的做法“简单粗暴”，实际上还收获了不少网友的掌声。   正如网友“wxl780511”所说的：“这些违法犯罪分子，都应该公开透明的在阳光下晒晒消消毒。”   部分舆论认为，当法律惩戒不足以制止嫖娼赌博时，不妨让公众道德压力来补充。网友“一叶如山”建议：“要让他们觉得有难以忍受的代价才能有些威慑，罚钱是最没用的。这种丢人的措施比罚钱来的管用。” 网友“不再等待”也支持警方做法：“男人要敢做敢当。做了又怕曝光更可耻。”   另外，也许公布嫖娼人员名单，还有更实际的作用。网友“lukel”表示：“当你实施了不卫生的行为，那你就是传播某些疾病的高危人群。公布这些信息不仅及时而且应该，对卫生防疫工作有重要意义。”   面对涉嫌侵犯隐私的质疑，网友“CHEN4073211”认为这点不足为虑：“过分保护个人隐私，实际上助长了邪气，这才是邪气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网友“PG猴子”还“恶意”揣测说：“反对公开的，往往是怕自己成为下一个。”   既然认为公示是有意义的，网友“大嘎嘎嘎鸭_25”认为应该继续往前一步：“建议其他城市也采取这种方式，把闯红灯、丢垃圾、吐口水的人用大屏幕滚动播放。”   2   不过也有舆论认为，违法人员也有人权，难道可以置之不顾吗？   一名匿名网友表态：“凯里警方张榜公开嫖娼、赌博等人员信息，是为了孤立这些人，还是警示其他人？目的是否能达到姑且不论，问题是违法犯罪人员的人权可以任意侵犯吗？”   而且嫖娼赌博人员也已经受到了法律制裁，为何又要多此一举呢？网友“海云飞”在微博上说：“犯罪嫌疑人如涉嫌违反法律，按法律条款比对处理就是，在公众场合曝光嫌疑人个人信息于法无据，是法外施法。卖淫嫖娼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大于法的执法法盲。”   不仅是民间舆论认为公示不妥，法学专家也有同样的顾虑。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分析说，警方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要看其发布的信息能否锁定特定人员。如果不能对号入座，那么其行为不构成侵权；如果能够判断，那么就构成侵权。   虽然凯里警方对违法人员的信息做了模糊处理，但熟人仍能够判断辨别出身份。因此洪道德认为，违法人员的基本人身权利应得到保障，警方已经侵犯了被曝光人员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从法理上说，被曝光人员完全有权利追究警方的侵权责任。”   另外，律师徐茂辉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认为，就卖淫嫖娼而言，直接参与卖淫和嫖娼的人员均属于违反了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但并不构成刑事犯罪。“显然，这些人员都是被处以行政拘留，而非涉及刑事犯罪。现在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规定一定要公开行政处罚文件，也没有授权行政机关进行公示，警方的行为构成侵权。”    即便在《法制晚报》质疑公示侵犯隐私时，警方的回应恐难令人满意：“对于此事不做任何解释，如果当事人有异议或不同的意见，可以去咨询律师，或上法院起诉都可以。”另外，警方还口口声声地说：“公安机关执法肯定会有法律依据，不可能公安机关还去做违法的事情。”   至于有哪些法律依据，便没有了下文。   3   有一种观点认为，适度公示固然没错，但公示的背后，恐怕还反映出执法部门的“潜意识”。   《新京报》评论首先肯定了适度披露的做法：“对治安与刑事案件的案情进行适当披露，一方面有助于实现社会公众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但同时也强调，公开案件信息均与违法者的隐私及人格尊严存在一定的冲突，究其本质，则为公众的知情权与违法者的人格权之间的冲突。“案件信息究竟可以公开到何种程度，这在法律层面上取决于法律授权的范围，伦理层面上，则需要在公众知情权与违法者人格权之间寻找到合理的均衡点。”   除了尺度的把控，澎湃新闻在社论中还反思：为什么某些地方、部门总是这么迷恋公示？   文章观点指出：依照福柯的权力理论，示众实质上是恐吓与羞辱，是要树立权力威仪，强化权力秩序。权力存在感的自我确认与强化，或许正是各类示众的根本目的。即便少数地方不是为了“扬官威”，而是为了震慑犯罪本身，那如此“严打”也是治理上的偷懒或无能。到头来，“无正义的伪法治”往往跟“无法治的伪正义”形成闭路循环。   学者邓学平在凤凰网上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即便警方出于善意，要通过这些违法事迹对社会进行教育警示，也要争得对方的同意，否则警方根本没有权力把这些违法人员当作工具或者教材。“任何社会公众也没有权利或资格见猎心喜，从他人的人生错误中寻找快感和刺激。”   从执法者的角度来看，公示或许并无不妥，这是打击歪风邪气的必要手段；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公示又可能过于严厉，很容易联想到特殊年代的“游街示众”。虽然舆论争议事件很难简单用对错来区分，但如果执法部门下次能走下道德高点，在法律框架内开展工作，那么类似的争议就会少些，更少些。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编辑邮箱：rock.roll@163.com）